我从事投行业务6年，最难忘的是1999年9月的一天，这一天让我经历了几乎是从绝望到重生的感觉。

　　1999年下半年，我离开一家证券公司投行部，转投东方创业公司，参与东方创业的A股发行工作。

　　当时A股发行采用额度制，即每年证监会根据各省市经济发展状况，下发1-2个发行名额。东方创业筹划上市已近两年，此时尚未拿到上市额度。当时我们得到消息，2000年上海的上市额度是2-3个，东方创业决心在2000年的不多几个名额中分得一杯羹。

　　9月22日，我得到一个让人非常震惊的消息，上港集箱、上海住总等三家对上海城市建设举足轻重的国企领导已赴京呈送上市材料，而且他们的材料已获证监会受理。如果今年证监会仅受理上述三家上海企业材料的话，东方创业将无缘2000年的上市额度，对于决心在2000年拿到A股额度发行上市的东方创业，形势非常严峻。

　　我立即向公司领导通报了这一重要信息。下午2点，公司主要领导汇集19楼总经理室商议对策。会议决定：必须第一时间把材料送到中国证监会，哪家券商能帮我们最快送进去，就请它作我们上市的主承销商，因为能否在年内把东方创业的上市材料送进去，是我们争取明年上市额度的前提。

　　当时正与公司洽谈承销业务的有两家券商：南方证券和中信证券。我们立即和两家券商电话联系，南方证券的回电很快来了，他们虽没能联系上证监会发行处的负责人，但表示愿立即陪我们进京。中信证券负责投行业务的一位副总恰好在沪，他成功联系上了证监会发行处的一位负责人，并约定在第二天下午接待我们。

　　事情出现了一线转机!

　　第二天，公司总经理、我和另一位董事乘坐早上的航班飞抵北京，中信证券把我们接到公司吃了顿工作餐。下午1点刚过，我们已抵达中国证监会当时位于三里屯的办公楼前，在中信证券投行部骆总一番联系后，我们进入了当时备受注目的发行处处长室。

　　也许是天性率直或见多了我们这类来访者，接待我们的一位处长出言直率：“你们有什么事，请说！”

　　接下来的约20多分钟里，我们介绍了公司的历史、现状和上市计划，阐述了发行A股对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

　　处长听完后，对我们的迫切心情深感理解，但她表示：由于上海证监局已经正式向发行处推荐了拟于2000年发行的三家企业，发行处今年不打算再接受上海企业的材料了。

　　我们一听就急了，反复强调A股发行对公司发展之重要性，并向她提到了箭在弦上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我们也提出，万一前三家企业中哪家材料不行，我们可以作为后补。我们甚至还提出，只要发行处能把材料收下，哪怕暂不处理，在办公室门后放一下也行，“至少我们回去对员工好有个交代。”

　　这话把处长也逗笑了。她叫来了综合办的主任，对他说：“你就先收下东方创业的材料吧！”此话一出，我们悬在半空的心才放了下来，因为根据业内人士的经验，证监会只要收了材料，就是受理了，就会研究。

　　走出大门，我看了一下手表，还不到2点，距昨天我们开会讨论还不到24小时。

　　这真是性命攸关的24小时！

　　此后约半年时间，我和中信证券的一个小组几乎常驻北京，我们不断和证监会沟通，不断修改材料。东方创业A股终于于2000年7月12日上市，成为当年上市的第一家上海公司。原来排在前面的上港集箱和另一家公司都晚于我们上市，而上海住总后来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最终放弃了上市计划。

　　东方创业上市后，有人质疑其发行A股的意义。但我以为，它能在短短的七八年内从一个净资产仅4个多亿、长年向银行贷款1-2个亿的服装出口企业，发展成一个净资产逾18亿、管理规范、现金充沛、集服装进出口和现代物流为一体的公众企业，上市的作用是难以抹杀的。